专访韩天衡谈中日交流:为何我说应该“感谢”你们日本人,对方马上站起来鞠躬道歉

专访韩天衡是在他松江的家中,不远处就是韩天衡美术馆。人们常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,艺术家是有国界的。作为当代书画篆刻名家,1940年出生的韩天衡说他很愿意承担中外民间交流大使角色。在他看来,这30多年中外文化交流经历,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剪影,而对话就从邻国日本谈起。

 

没有国家富强,就没有艺术家价值

 

上观新闻:第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感受?

 

韩天衡:我第一次去是在1982年。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,大上海经历“文革”后成了老上海。那时日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发达。晚上走在马路上,一大队轿车排队等绿灯,背后看是一长串非常鲜红的汽车尾灯,很壮观。这在当时的上海是见不到的。

 

还有,就是日本的物价。上级给了我们30美元的零花钱,要省着点花。我们在东京吃饭,一碗最简单的面要140日元。我一算不得了,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20元人民币,在国内这碗面才要1毛钱。我原本想去东京秋叶原买一台照相机,那里最便宜、快要淘汰的也要一台7000多日元。一件比较好的瓷器,老板开价要两万日元,我们囊中羞涩,只能看看。

 

上观新闻:这次去日本主要交流什么?

 

韩天衡:主要是向日本友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。日本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他们的书法“母国”,所以非常敬仰我们的传统艺术。一位老先生年纪比我大20多岁,他在给我的信中依然称我为韩天衡“大人”。

 

当然,他们在和你交流的时候也会掂掂你的分量。一次吃饭的时候,日本北陆书道院理事长青柳志郎写了三个甲骨文,问我分别是什么意思。我就一个一个给他都讲了,不只谈了这三个字什么意思,也讲了这三个字的演化过程。之后我还去他在岐阜县合掌村的家中做客,我们围在火盆边交流。他比我大7岁,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
 

上观新闻:您之后和青柳志郎先生还有联系吗?

 

韩天衡:他对中国非常友好,有几年还带着两三百个日本孩子到中国进行艺术交流。1988年,我们一起搞过书法作品展览会。2015年,我请他到我们(韩天衡)美术馆来,他带了儿子和第三代来上海参访。

 

上观新闻:除了去日本,改革开放以来您还去过不少地方,有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?

 

韩天衡:1989年,我去新加坡办商业展,也就是可以出售我的字画。在当地我听到有人议论,你一个中国书画家,怎么画价可以卖得跟我们(新加坡人)一样高呢?新加坡的人均工资是一个月四五千,我们才一百多块钱。我当时没有作任何表示。

 

后来,我就常拿这件事举例说,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地位,都跟这个国家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。非洲那些国家,它的木雕艺术也不能讲水平不高,也不能讲没有优秀艺术家,为什么就很难进入国际主流市场?我想,没有国家的富强,就没有艺术家的价值。

 

上观新闻:您对此深有体会。

 

韩天衡:是的。在1996年的时候,我就说未来中国艺术品会大涨。我拿吴昌硕先生的作品为例。他活到84岁,一辈子书画篆刻加起来不会超过3万件。这些作品一半在博物馆、美术馆,还有些在私人藏家手中,市面上流通的有5000多件就不得了。供远远小于求,怎么会不贵呢?除非去造假字画,否则名家的艺术品怎么会不大涨?

 

推动中日民间交往走向更高层次

 

上观新闻:您多次去日本进行交流访问,如何看待敏感的中日关系?

 

韩天衡:一次我跟日本朋友说,我应该“感谢”你们日本人。原来1937年淞沪抗战的时候,日本侵略者投下的炸弹把我父亲在上海市区的产业都炸光了。我用诙谐的语气告诉他,从此我们家从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,真是“家破人未亡”。

 

对方当然听得懂我的意思,马上站起来说,韩先生真的对不起,还给我鞠躬道歉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,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灭绝人寰的苦痛,我自己家里就有这样一段历史。

 

我接触下来感到,如果日本民族没有受军国主义的影响,那么亲华人士应该是主流,毕竟日本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深,因此,我们艺术家要做些促进两国友好的事情。1995年,我访问日本北九州时,遇到了上海白玉兰奖得主、日本篆刻大家师村妙石先生。他对中国非常有感情,因此策划了一个活动,中日艺术家每人写一个大字,合起来就是“中日不再战”,表达两国民众反对战争追求和平,提升中日友谊的呼声。

 

上观新闻:前些年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波折,这会影响中日文化交流吗?

 

韩天衡:就我个人接触来讲,两国交流确实比过去少了一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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